古代山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4000多年，郭沫若主编的《甲骨文合集》第六册就载有象形文字“参”。大家一定晓得山参出在东北。但是1000多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并不晓得东北有山参，那时山参的主产区是现在的山西上党地区。

    春秋战国时越国宰相范蠡在《范子计然》（公元前465年）中说“山参生上党”。那时候的上党，山高林密，原始森林一望无际，不像现在这样，一眼望去都是黄土高坡。从山参产地的变迁，能说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。

    到了宋朝，上党地区山参产量逐渐减少，药农的搜寻范围开始向东扩张，遍及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。原来泰山也有山参，到这个时候也被采挖一空。辽、金、元、明建都北京，先后达600年。600年来，北京居民烧饭、取暖用的柴火，冶炼、制作陶瓷用的燃料，全部都是从邻近的太行山、燕山取用的，特别是明朝永乐年间，也就是公元1403～1424年，每年贩运到北京的大木头就不下100多万根。历史记载砍木头的人“千百成群，蔽山罗野，斧斤如雨，喊声震山”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，不用说山参，就连粮食都种不起来。李时珍在世时（1518～1594年），山参主产区迁移到了东北长白山南部。往东，往山海关外找，这一找可不得了——辽东的山参比上党要多得多啦！仅1609年，寻挖到的野山参你猜有多少？超过１万公斤啦！

　　山参长在北方，销在南方，东北人以产山参为荣，南方人以食山参为荣。那么杭州民间吃山参的风气是怎么来的呢？一个原因是南宋建都杭州，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重心往南迁移，宋朝以后江南经济发达，杭州是故都，皇室遗风，迷信山参，发展到今天，杭州人吃起山参制品来眼睛都不眨；上海、宁波做生意的大老板多，吃参的人自然多；绍兴呢，很多人做师爷，时间一长把主人的养生习惯学来了，带到民间。
 　　山参第一次正式进入民间是清朝康熙的时候，1722年，国库亏空，财政捉襟见肘，康熙皇帝没有法子了，只得分出宫廷中的一部分野山参，让江宁（今南京）织造曹府、苏州织造李熙、杭州织造孙文成分头出售，银两按期如数上缴国库，以解燃眉之急。结果半年不到，杭州的孙文成卖得快，交款早，当年拿到野山参，当年售罄交割银两。杭州、宁波、绍兴的有钱人家，看到出自宫廷的野山参，活抢活夺。
 　　康熙中期，中国的采参业进入全盛时期，山东、河北破产的农民闯关东，每年有三四万人，以放山采参为业，这样一来，山参主产区继续东移到长白山以北乌苏里江流域锡霍特山脉，那里人迹罕至，物产丰饶，满山遍野的山参随处可见，多得可称“参场”。但随着大量移民涌入东北，人口骤增，采参人同时倍增。采参的人越多，野山参就越少。到后来，一年也就只能采500公斤左右。到今天，野山参产量多达50公斤左右。野山参赖以生存的原始森林仅剩长白山自然保护区。

　　1949年新中国建立，1950年恰逢杨开慧的母亲80大寿，毛泽东派大儿子毛岸英赴长沙，带去两棵野山参，信中写道：“杨老太太尊鉴：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，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至奉山参、鹿茸衣料等微物，以表祝贺之忱，尚祈笑纳为幸。永祝康吉！”这两棵野山山参是别人送给毛主席的，主席首先想到岳母大人年迈更需要滋养，毛岸英来贺寿，向振熙老太太十分高兴，她对孩子说：“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，他也有赤子之心。”主席的岳母服用野山山参后，果然神效，高寿92岁。
 　　毛泽东自己也吃过野山参。70年代，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，体弱多病，甚至睡眠也更加困难，工作人员为他用野山参浸泡了两玻璃瓶茅台酒，希望他能在每次睡觉前喝上一杯以滋补身体，促进睡眠。
 　　毛泽东只吃了一瓶，留下一瓶，现在放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，瓶里面茅台酒大约有4公斤，上好山参多达7棵，清晰可见，属于国家文物。
 　　20世纪90年代，中俄边境重开贸易，乌苏里江以东俄罗斯远东地区森林密布，野山参通过边贸形式涌入中国市场，野山参的主产地又历史性地继续东移至远东。不过不会继续东移下去了，因为翻过锡霍特山脉就是日本海。这两年从俄罗斯进来的野山参变得越来越小，数量越来越少了，所以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纯正野山参价格十分昂贵，验证了古人的一句名言“物以稀为贵”。